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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12月31日 - 下午12:11 #181
汉语拼音方案有两个直接的来源,一是民国时候教育部出台的国语罗马字,二是延安出台的北方拉丁化新文字,分别简称国罗和北拉。
国罗
国罗方案和清末以来的国语运动一脉相承,是在注音字母基础上由赵元任、黎锦熙等语言学家制定的,参与者多数是南方人,特点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,通过拼写变化表示四声,在民国有着汉字官方音译的地位,可惜推广不力,直到国府倒台也没几个人用,建国后几位参与者有的定居美国,有的定居台湾,有的留在大陆。去了美国的如赵元任,林语堂,赵在美国继续研究汉语音韵学,教美国人汉语,60年代还创制了《通字方案》,增加了国罗方案的音素数量,更适合于拼写汉语,但没了官方背书,赵元任就是个普通大学教授,这个方案的使用者比国罗更少,基本上也就是他的一些学生用一用了;定居台湾者如齐铁恨,战后台湾的国语推广运动主要是他的功劳;留在大陆者主要是黎锦熙,他后来成了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参与者和制定者。
这是1926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出台的《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》中的国罗字母表,可以看出和现在的《汉语拼音字母表》相似度高达90%,除了汉语拼音方案中新加的几个声母q,x,zh,y,w,其他声母和韵母一模一样,连声母表和韵母表的顺序bpmf和aoeiuü都是一样的,这是当然的,因为这个顺序差不多清末时候就定好了的,“国罗”和“拼音”都只是沿用而已。没法贴链接,百度《汉字排序——音序之议》了解一下。1926年周有光20岁,他参与国罗方案的制定了吗?我没找到任何证据,况且,周本人也说他是建国后半路出家开始研究汉语拉丁化的,1958年他牵头制定了《汉语拼音方案》?啧啧,不管你信不信……
北拉
再说北拉,北拉方案是民国时候在苏联影响下,几个有留苏背景的学者制定的一套拼写北方汉语方言的拉丁化方案,制定者主要是吴玉章,萧三,瞿秋白,特点是兼收北方各省方言,不分声调。这个方案虽然只在苏联华人和中国延安等部分苏区使用过,在民国时的地位远不如国罗,但是建国后得到了我国政府的支持,50年代前期曾在东北部分地区进入小学课本(同时苏联也在新疆推广使用拉丁化维吾尔文等少数民族新文字),大概使用有五六年,直到1958年《汉语拼音方案》出台,同时东北和新疆的苏联势力被清除完毕,北拉也就走到它历史的终点了。
上图是抗战时期延安出版的某期“北拉文字版”《大众报》,乍一看,和汉语拼音差不多,但仔细一看,差别还是不少,比如说报名《DaZhung Bao》,韵母ung就和汉语拼音的ong不同,查下上面的国罗方案,用的也是ong;《纪念鲁迅先生》的“纪”字用的是gi,而国罗和汉语拼音用的都是ji;从“侵犯cinfan”、“先生siansheng”可以看出北拉分尖团,而汉语拼音和国罗都不分尖团,这很好理解,因为国罗和汉语拼音都是用来拼写国语(普通话)的,而北拉不是。不过北拉不分声调这一点倒是被汉语拼音继承下来了,现在的汉语拼音,声调在小学二年级毕业之后就基本可以忽略不要了。
国罗、北拉两派合并
汉语拼音来源于哪里是一清二楚的,那为什么说国罗和北拉都是汉语拼音的源头呢,因为在建国后,这两个派别的人都参加了“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”(国家语委的前身),北拉派还健在的吴玉章等人大部分都留了下来,只有少数人如萧三去了苏联,组建“文改委”大佬吴玉章当仁不让,是委员会主任和总负责人,国罗派留在大陆的以黎锦熙等人也参加了委员会,另外还有马叙伦、吕叔湘、胡愈之、王力等社会学家、语言学家,当时新中国刚成立,各项社会改革如火如荼,文化领域在50年代初的几年里也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,“文改委”几乎集齐了当时愿意留在大陆的所有著名语言学家,其实力甚至强于民国初年黎锦熙年轻时候参加的“读音统一会”,20年代“读音统一会”创建国罗的时候黎锦熙是仅次于赵元任的二号人物,做为“黎氏八俊”中最杰出的一个,他在汉语言研究方面的造诣不在赵元任之下,由他来代表国罗派参与汉语拼音的制定工作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事实上,黎锦熙在“文改委”中是实际的主导者和制定者,这从《汉语拼音方案》和《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》高达90%的相似度中就可以得到证实。
汉语拼之父到底是谁?
当时“文改委”成立之后,曾向全国广发英雄帖,无论是科班还是民科,凡研究者制定的成体系的汉语新文字方案都可寄至“文改委”参与PK,最终收集了上千份国内外寄来的各种方案,包括拉丁字母方案、注音字母方案、西里尔文方案、假名方案、谚文方案……不一而足,各位专家经过几年的讨论和比较,最后制定了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两套方案,后来由毛主席拍板确定了那套拉丁字母的方案,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《汉语拼音方案》。在整个过程中,周有光先生除了做做会议记录,对对稿件之外,没有发表任何有价值的个人意见或建议,更别提什么由他来主导了,这太荒唐了好不好,真正的大师隐于山林,淡泊明志,几个一知半解的家伙却到处宣扬,是无知者无畏?还是一贯的中国特色?
70年代,晚年的黎锦熙还和黄乃(黄兴之子)一起研制了中国新式盲文,和《汉语拼音方案》一样沿用至今,为盲人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,黎老先生倡导的双拼方案在80年代给了周志农等年轻学者以极大的启发和鼓舞,双拼理念被后来者继承下去,直到今天的小鹤双拼、大牛双拼、许氏注音、李氏三拼等更好用的汉字输入方案,这些方案里面都有黎锦熙70年代首创的双拼方案的影子。如果说一定要给《汉语拼音方案》确定一个发明人的话,黎锦熙先生是最有资格的,他历经民国“读音统一会”和建国后“文字改革委员会”两个官方机构的历次讨论和研究,并且都是核心成员,总的来看,他的作用比国语(普通话)运动早期的林语堂、赵元任和后期的吕叔湘、王力等人都重要得多,但是他从来没有以什么“汉语拼音之父”自居过,上面那几位先生也从来没有过,因为“汉语拼音”确实是众人智慧的结晶,黎锦熙在前期“国语罗马字”制定中的作用没有赵元任重要,后期“汉语拼音”大部分采用国罗拼写方案的过程中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,这是事实,至于周有光先生的作用,也就是在会议记录里留个名罢了。
汉语拼音和国罗的关系
下面来点干货,汉语拼音和国罗到底是什么关系呢,大家只要知道以下两点就可以了:国罗区分声调,汉拼不分,汉拼基本上是把一声的国罗拿来,再加上声母y、w就OK了,所以说,汉语拼音相当于是简化版的国罗。当年的国罗为了方便地区分汉语的四声,在一声原型的基础上规定了2、3、4声的不同拼法,其实就和英语的过去式、法语的动词变位之类差不多,而且规则相比它们简单太多了,但无奈国人基础太差了,民国推广了十多年还是没几个人学会,所以58年“文改委”讨论的时候大家一合计,得,咱也甭区分什么1、2、3、4声了,都用1声得了,先让国人记住1声拼法再说(这主要是北拉派提出的),结果这个做法的影响一直到现在,绝大部分拼音输入法都不区分声调,以前扫盲的时候都用1声倒是很成功,毕竟当时大部分的国人大字都不识几个,不分声调、写错字、白字之类的也就算了,关键是先学会简单的拼法再说;可是90年代以后大家都识字了,也都用上电脑了,这时候总打错字白字就让人很恼火了,所以那时候用拼音打字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,不过也正因如此,才在00年以后让搜狗憋出了云输入这个大招,真可谓是祸兮福之所倚,福兮祸之所伏呀。
再来说,声调对汉语来说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,尤其是汉语英译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的情况下,比如说“山西”、“陕西”的英语怎么区分?嘿嘿,这时候汉语拼音就不灵了,中国官方的英译分别是“shanxi”、“shaanxi”,正是来源于国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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